万众瞩目的中超第二阶段比赛开锣在即，13日，据消息源了解，中国足协已经确定了第二阶段的裁判员名单，暂时没有外界网传的外籍裁判身影。

　　根据名单显示张雷等14位裁判赴苏州吹罚争冠组比赛，马宁傅明等12位裁判赴大连处罚保级组比赛。

　　第一阶段的中超在裁判争议上可谓陷入了巨大的舆论混乱，如果说上赛季的“傅明鲁能事件”只是孤例，那么本赛季在特殊赛制的全员本土裁判安排下，高密度的赛事、焦躁的比赛情绪都直接酿成了中国裁判群体的空前业务受疑。

　　裁判之惑，何解？

　　1。

　　回看第一阶段赛事，共有19位裁判员参与到了大连赛区的执法工作，苏州赛区则有20位。

　　大连方面，包括傅明、王竞和顾春含这三位国际级裁判在内，12位裁判员得到了执法中超的机会。虽共有19人，但由于裁判均为兼职（除三位职业裁判外），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很多裁判请两个月长假较为困难，亦或是有中甲执法任务，无法在赛区封闭执法所有轮次的比赛。

　　其实整个阶段中裁判们的任务相当紧凑，由于裁判员负责担任主裁、第四官员、VAR和AVAR，每个赛区每轮4场，经常有裁判需要在同一轮中连续执法两场比赛。

　　可以看到，执法了1-14轮所有比赛的邢琦一共得到了18次任务安排，而执哨场次最多的王哲除了8场主裁外还担任了8次VAR，傅明、王竞、王迪和艾堃则是各执哨了7场比赛，平均每隔一轮就要吹一场。

　　在大连，除了8位上赛季在中超执哨的裁判外，郭宝龙、邢琦、林君和唐顺齐也被委派了担任裁判员的任务，其中邢琦和唐顺齐均为首次执哨中超，在首秀中都拿出了不俗的表现。

　　苏州赛区前后共有20位裁判员参与执法，其中包括马宁等4位国际级裁判员。

　　虽然4位亚足联精英裁判员中有3位都在苏州赛区执法，但是总体上足协信任并给予机会的裁判员并不多，裁判员任务主要由马宁、沈寅豪、石祯禄、张雷、李海新和金京元这六位承担。

　　马宁在14轮比赛中仅有2轮未担任裁判员，还担任过1次四官和5次VAR；沈寅豪在中途缺席两轮比赛的情况下也完成了9场中超加1场足协杯的执法，可见任务量之大。

　　苏州赛区同样有裁判员在第一阶段完成了中超执法处子秀，包括黄翼、梁财伟和刘威，但都仅担任了1场裁判员，而此前拥有中超执法经验的张龙和陈钢也各执法了一场比赛。

　　第一阶段中超赛场上共出现了460张黄牌以及25张红牌，场均黄牌4.11张，与上赛季场均3.71黄的数据相比稍有增加。

　　其中大连赛区共有236黄11红，场均4.21张黄牌；苏州赛区共有224黄14红，场均4张黄牌。

　　在所有执法场次达到三场及以上的裁判员中，场均红黄牌数最高的均为张雷，其在8场中超联赛中共出示了44张黄牌以及5张红牌，场均黄牌达到了5.5张，场均红牌数也有0.625张。

　　第一阶段最不喜欢出黄牌的裁判员则是郭宝龙，3场中超共出示了9张黄牌，场均仅有3黄。

　　场均黄牌数最高的张雷，最低的是郭宝龙。

　　2。

　　此前曾有消息称，足协计划在第二阶段引进外籍主材为中超吹罚，根据了解，目前为止这件事情确实已有初步计划。

　　足协在第二阶段计划从亚洲各国召集3名左右裁判员进入中超执法，在一些关键场次使用外籍主裁。

　　足协往年都倾向于欧洲联赛的裁判员，但是今年情况不同，一是各国联赛都正常进行当中，二是新冠疫情并未消解，使得很多欧洲国家仍处在蔓延当中。为此，足协不得不考虑亚洲国家裁判员。

　　第二阶段裁判安排如下：

　　苏州赛区：

　　张雷（大连）、石祯禄（长春）、沈寅豪（上海）、艾堃（北体大）、郭宝龙（青岛）、顾春含（武汉）、黑晓虎（陕西）、刘林（辽宁）、于波（辽宁）、刘威（沈阳）、贺凯（湖北）、邢琦（浙江）、夏军（江苏）、金京元（重庆）

　　大连赛区：

　　马宁（江苏）、傅明（北京）、关星（北京）、牛明辉（北京）、马力（北京）、王哲（北京）、张晓晨（北京）、王迪（上海）、李海新（广东）、黄翼（江苏）、王竞（贵州）、唐顺齐（成都）

　　第二阶段的中超比赛即将于10月16日正式展开，目前各支中超球队已经分别进入两大赛区。

　　对于裁判进入不同赛区的执法安排，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裁判归属地的原因。

　　比如北京中赫国安在苏州赛区进行比赛，一般来说，注册在北京足协的裁判员都会有所回避。所以北京的裁判员除了注册在北体大的艾堃留在苏州赛区执法，其他如傅明，王哲，马力，关星，牛明辉，张晓晨集体参与的是大连赛区的执法，以回避执法北京国安的比赛。

　　与此同时，来自江苏的马宁和黄翼也都随着去了大连。

　　在争冠组，可以看到来自陕西、辽宁，浙江、武汉、湖北等地的裁判员，他们所在的区域并没有参加争冠组比赛的球队，所以他们也很好分配执法任务，不需要回避。

　　而上海的裁判员王迪则调往了没有上海球队参赛的大连赛区。

　　从保证赛区执法水平的角度，中国足协安排裁判的时候也不可能将所有最优秀的裁判都安排在一个赛区。所以中国足协将目前直属的4大亚足联精英级裁判员分别放在两大赛区，平均分配。

　　当大家看到马宁、傅明这样金哨级的裁判员、同时也是亚足联精英裁判员在大连赛区压阵的时候，中国足协也安排了另外两名亚足联精英级的裁判员在苏州赛区压阵。

　　张雷和沈寅豪，作为备受重视的亚足联精英级裁判员，他们留守苏州，也确保两大赛区都有更高级别的裁判执法。

　　3。

　　裁判，是世界足坛永恒的争议话题，只不过关于判罚的争议，在中国联赛中更多。

　　尤其VAR“诞生”后更是乱象不止，其“吹毛求疵”让比赛不仅没有去除争议，反而将争议瞬间放大。

　　相比于中超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制，每个进球、每个判罚走向都能直接左右一支球队的生存前景，本土裁判还能否值得信任、VAR能否不干扰比赛的正常进行？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足球比赛的每一个判罚瞬间都是电光火石之间，需要裁判100%做出正确的判罚太难，尤其是越位、手球的判罚，更是成为不少名哨的“滑铁卢”。

　　但对于普通犯规和恶意犯规，裁判们则有着自己的不同判罚尺度，马宁之所以被称为“铁面判官”，就是因为在场上的出牌率比较高。

　　不过出错和争议是裁判们都会“犯的错误”，但判断裁判是否优秀，除了判罚之外还有对比赛流畅的掌控情况。

　　顶级的裁判很少会在场上成为焦点，不过中超的裁判却恰恰相反，往往会让自己成为比赛的主角、陷入赛后的舆论漩涡之中。

　　过往赛季中超的裁判们就是赛场上的大“问题”，尽管每年足协举办多次裁判培训班，赛季开始前也会给裁判和球队讲解新规则的变化，然而还是无法降低判罚的犯错率。

　　本赛季中超第一阶段的112场比赛，裁判未在赛后成为焦点的场次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比赛的赛后裁判都是讨论的对象。

　　虽然俱乐部采用申诉的极端手段，不可能更改比赛的判罚以及结果，但仍然有多支球队冒着被足协“穿小鞋”的危险进行申诉：包括了大连人、泰达、申花、深足、国安、恒大、永昌等球队，就针对裁判关键性的判罚向足协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国安、深足和泰达等队还不止一次进行申诉。

　　如此之多的球队向足协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意味着裁判问题确实有着不足之处。中超裁判的能力普遍受到外界的质疑，虽然中超第一阶段并没有出现罚单，然而裁判问题持续下去很可能带来终极爆发。

　　特别是是第二阶段的淘汰赛更为关键，涉及到关键判罚，一旦有失公允则会决定一支球队整个赛季的走势。第一阶段全部是本土裁判执法，第二阶段涉及到争冠、保级的关键场次，本土裁判还值得信任？

　　4。

　　在2019赛季，包括克拉滕伯格和马日奇2名外籍裁判，以及亚足联精英裁判傅明、张雷、马宁在内，成为中国足协旗下的职业裁判，这也是中超第一次推出职业裁判这个概念。

　　但职业裁判不一定就“职业”，傅明因为执法鲁能和建业的比赛惹出巨大争议，被足协长期“雪藏”，而克拉滕伯格和马日奇虽然贵为世界顶级裁判，同样避免不了外界的口诛笔伐。

　　2020赛季由于特殊情况，足协无法向过往那样，在关键比赛聘请外籍裁判执法，第一阶段全部由本土裁判主哨。

　　土哨的水平本就参差不齐，加上第一阶段的赛程极为密集，裁判执法问题日益严重——然而这些都不是为土哨“辩护”的理由，尽管目前的裁判问题不能称之为乱象（经历了当年的“反赌扫黑”之后，几乎没有人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能力不足才是让裁判陷入舆论漩涡的主因。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如此之多的球队向足协申诉，主要是忍不住“吃亏”，一旦在判罚方面“受益”则是沾沾自喜。北京媒体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有吃亏的时候就有占便宜的时候，但中超绝大部分球队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

　　由于疫情原因，上赛季的外籍主裁判都没有来到中国，本赛季的联赛全部由本土主裁判吹罚，这给了土哨大量的锻炼机会，也涌现出了不少第一次吹中超、中甲的主裁判。

　　然而土哨在第一阶段的表现引起很多争议，外界也一直呼吁第二阶段邀请洋哨执法，不过中国足协国家级裁判员阎诚斌倒是认为，今年裁判的判罚争议其实没有往年多。

　　中超联赛14轮过后，目前有6支球队进行了总共9次的申诉，在112场比赛中占比为8.04%。虽然申诉并未改变比赛结果，但是相关俱乐部还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阎诚斌表示：“今年从判罚准确度来看，应该是提高了不少，但因为今年联赛比较集中，三天一场，因此短时间出现这么多的申诉给人感觉裁判问题很大。但在往年，中超14轮下来，俱乐部的申诉则远远不止9起。”

　　他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安这种影响力很大的俱乐部申诉比较多，因此引起了更多关注。“其实包括国安在内的很多申诉，评议组评议下来都是正确的判罚，错判在这个赛季也并不多。”

　　而对于俱乐部申诉的话题，阎诚斌认为首先这是俱乐部的权利，但也体现了俱乐部对胜负不能正确认识的心态：“国际足联有公平竞赛原则，一直强调如何看待胜负，无条件服从判罚，这也是公平竞赛中对教练员和运动员提出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不是特别好，心态起伏过大造成了很多争议。但从整体的判罚上来说，我个人觉得，这些争议判罚都在规则范围内，可能有的尺度不是完全一致。”

　　他还特别提到，在普及规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不足，“作为裁判来说，我觉得有的俱乐部提出的申诉莫名其妙，感觉作为足球从业人员，他们完全不懂规则。”

　　5。

　　相比于中超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淘汰赛制更为残酷，两回合的180分钟比赛，就将决定一支球队的生与死。

　　包括淘汰赛首轮、1-4名之争、13-16名之争，这些都是极为关键的赛事，外籍裁判大概率无法入境，足协有且只能依靠目前的本土裁判执法。

　　那么这些关键场次，土哨们还能做到相对公平公正？一旦如同第一阶段出现如此之多的争议，带来的后果难以想象。

　　虽然过往赛季尾声阶段，以及2019赛季洋哨成为常规配置，除了在比赛流畅性、场面掌控优于本土裁判之外，洋哨也带来过不少争议，但有一点不得不提：之于中超球队，洋哨一定没有“偏向性”。

　　本赛季的中超，洋哨无法亮相，足协如何确保第二阶段的赛事减少争议出现的频率呢？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VAR的使用。

　　VAR原本的用意是减少关键性的错判、漏判，让比赛的公平、公正性相对更高。

　　但从VAR亮相俄罗斯世界杯成为足球赛事的科技革命以来，似乎朝着“画蛇添足”的方向发展。

　　已经开打的新赛季英超，VAR引发的吐槽极多，虽然曼联凭借VAR的介入3-2绝杀布莱顿完全符合规则，但引发的争论仍然不少。

　　由此引发的讨论是，VAR是让足球比赛中的错判、漏判减少，还是导致足球比赛的规则变为更为复杂？

　　与英超这样的世界顶级赛事VAR只是辅助手段相比，中超的VAR却似乎成为主角，几乎每场比赛VAR都不会处于“静默”状态，总是要抢镜几次，这也从侧面佐证中超裁判在场上的犯错率之高。

　　VAR导致比赛失去了流畅性，5分钟以上的补时比比皆是，越来越多乱象的出现，也失去了VAR“诞生”的本来用意。

　　且VAR并不是判罚的终极意见，最终决定权还是掌握在当值主裁的手里。

　　国安和上港的次回合比赛，VAR的介入就呈现了两种极端的走向，国安在VAR面前成为“受害者”，上港则是受益者，用北京媒体的话来说，VAR没有让比赛变得更公平，反而是更为“黑暗”。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超的VAR，与欧洲顶级赛事的VAR还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就如同中超的比赛水平、质量，与欧洲主流联赛之间的鸿沟。

　　尽管足协多次出面力挺裁判，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护犊子”，但在第二阶段决定冠军归属、亚冠名额归属、降级名额归属的情况下，需要当值的所有裁判做出更为准确的判罚。

　　争议原本是足球比赛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拿着放大镜观察，明显可以避免的失误仍然出现，VAR的价值也就失去了。

　　跋。

　　两年前的数据：截止2018年12月，中国足协下属44个会员协会共有持证裁判员20685人，内蒙古足协（2316人）和江苏足协（1360人）分列省级前两位。

　　而在全国范围内，广东清远足协（253人）和河北唐山足协（210人）的持证裁判数分列所有市级足协的前两名。

　　在中国足协下属的44个协会中，竟有多达10个省级足协和2个重点城市足协举办的裁判员培训班仅开设1-2期，完全不符合国际足联与中国足协的相关培训章程；更有两个省级协会在2018年未举办裁判员培训班，新增裁判员人数为零！

　　裁判之惑的解答，任重道远。